206/566 St Kilda Road, Melbourne, 3004在澳洲生活久了，发现澳洲有着各种各样的慈善组织、慈善活动，大到知名企业，小到儿童，都非常自然地把慈善当作生活的一部分。同时，这种慈善不是高高在上的施舍，当然更不是“作秀”或者巧立名目，而是非常体贴，非常平等，甚至非常有趣味。久而久之，华人也受其感染，尤其是华人移民的第二代，更是充满热情地参与其中，许多事儿不能不让人触动和感怀，于是一伙儿华人移民的“大人们”开始着手行动，这样就有了澳大利亚中国教育基金会（Australian China Education Foundation）。基金会于2014年1月8日正式通过澳大利亚政府注册。
澳大利亚中国教育基金会的口号是：教育，从爱开始。其重点内涵是无论他学习成绩是否优异，无论他是否具备成为优秀者的素质，我们都愿意用爱心资助他完成最基础的教育，这种资助的意义更在于一份温暖和一份希望。因着一个陌生人的无偿帮助，受助者感受到的是如同阳光的照射一样，无偿，无需回报，但温暖而有力量，能融化内心的冰冷和凄凉。这份希望，这份温暖，会照耀未来，充满信心。
基金会有着与众不同的操作模式。首先是按“项目” 开展工作。由执行委员会选择、评估和决定捐助项目，不从事零散捐助。然后是“100% 传递捐款”。基金会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募集和管理资金，实行“捐助账户”和“日常运作账户”两个账户分开的操作方式。“捐助账户”是基金会募集的捐款100% 传递给中国贫困地区的学生、教师和学校。三是设立“定向捐助”项目。而另外的一个“日常运作账户”则是基金会的办公、宣传印刷、交通食宿等行政开支，由基金会会员费和基金会所设立的“定向捐款”中“办公费用”来支出，不占用正常教育资助捐款，这就使“专款专用”非常具体明确的落实，又满足了各方面的需要。真正保证了基金会的公正公平和信誉。
下面我们就采访一下关于这个基金会执行委员会（筹委会）各个成员，希望通过对他们的了解能够更多地吸引大家参与。
会长聂陶锦：
助人是一种美德，善良是一种能力
聂陶锦会长是中国广东荣锦水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和澳大利亚锦荣贸易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也是163商业移民签证中第一个以做葡萄酒贸易拿到PR的人，但更重要的是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他亲力亲为去江西修水县考察，并捐建了5所希望小学，如今正在筹建第6所，捐资67万，而他的目标是10所。
聂陶锦7岁的时候，37岁的父亲意外工伤摔成脑震荡，那时他是家中4个孩子中的老大，最小的妹妹刚刚6个月，无疑这个意外仿佛天塌下来一样。从那时起一家人全部靠母亲一点点微薄的收入不说，还要给父亲治病。他记得他经常一天只喝一点儿稀饭，饿着肚子上学是常态。后来为了还为父亲治病的2000多元欠债，全家坐在藤床上糊火柴盒，糊一万个赚5.8元钱，每天从清晨起床到夜晚睡觉，一刻不曾停过，这样一干就是5年，高中几乎没有时间去上课。16岁的时候他终于可以顶替父亲上班了，聪明勤劳的他认真学习电工技术，掌握一手过硬的本领，1988年，他在帮助一位开酒吧的朋友安装全部的水电设备后，还得到一个可以在酒吧门口卖雪糕的机会。后来，在别人一个月赚50块的时候，他一天就能赚50块了，如此赚得生意的第一桶金。
后来他开始做食杂店，再后来他闯广东，最后落户东莞建立了荣锦水电安装工程公司。从开始不知道如何谈订单到后来业务扩展到14个省市，从几千块的订单到最后上千万的合同，他终于从一个曾经吃不饱饭的孩子发展成为真正成功的企业家了。
有一段时间他也沉浸在自己的成功中，和朋友吃喝玩乐，还开过美食城，但内心隐隐约约感到很空虚，于是在日记中写道：“赚了钱之后最应该做的事儿就是帮助他人。”以前他也曾捐助过希望小学，但后来却发现他给每个孩子的300元，最后到孩子手里只有50元。他还捐赠10万元给广东红十字会的为14岁以下孩子动心脏病手术的项目，但最后没有得到任何的回音。
2002年，他亲自开车六七个小时到达江西九江附近250公里远最穷困的修水县考察。那里曾经是红军革命根据地，是第一面工农红军军旗产生的地方，而现在是全省有名的老少边穷地区。他让县教育局的人带他到最苦的小学去看，学习环境之艰苦，校舍之简陋，都让聂陶锦深受触动。据说80年代有一次暴风，死了6个小孩。很多学生都是几个年级在一间屋子里。他很难过，就在2002年建立了第一所小学，这一干，到现在，就是12年。因为他在慈善事业上的坚持不懈和默默无闻，大家一致推荐聂陶锦为澳大利亚中国教育基金会的会长。
如今，聂陶锦预备筹资67万建第六所希望小学，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他认为赚多少钱并不是目的，关键是这些钱用在什么地方。做了将近20年，中间的辛酸他不愿提起，最重要的是那些孩子们看到新校舍时的喜悦，看到自己的付出终于有了收获。他清晰地记得，也是第一所小学开幕时，一个老人握着他的手，想说些话，结果却由于过于激动，当场昏厥过去。非常高兴的是，当年第一所锦荣小学的学生，如今已经从大学毕业并找到工作，能自食其力了。这些都是让聂陶锦坚持下去的动力。他要兑现曾经20年建10所小学的誓言。
面对现在对慈善越来越多的质疑，聂陶锦也表示很无奈，面对社会现状，真心做慈善的反而做不下去，能坚持到底的没有几个。“你真心做慈善，别人说你为名为利，”聂陶锦表示自己在用良心在做事情，对得起自己就好，到老了自己回忆起来，觉得无愧于心，那就足够了。面对记者的宣传，不为名利，只是希望更多的人参与，他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土地里，就只是一粒麦子；若是落在土地里，就能变成肥料，养活更多的麦子。”面对社会上的质疑，他选择用行动和事实去面对社会上的质疑。他坚信澳大利亚中国教育基金会一定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常务副会长 王雨萌：
让慈善成为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
关于基金会的缘起，我们采访了现任全澳发行的中文周刊《BQ澳洲》社长雨萌，她是最早提出成立基金会并筹建的人。
雨萌最初有这个想法是因为2013年4月的时候，阅读到崔永元的一篇关于成立基金会资助乡村教师的文章，深受感动，不由得唤起了一直留在心中的一个情结。早在她中学的时候，她的妈妈就曾通过2块钱2块钱集资了2000多万，建起了“黑龙江妇女儿童发展中心”，那是1987年。那时她就把自己仅有的100多块钱储蓄全部捐献了，而建成的那个著名的金三角大楼曾经轰动一时，妈妈也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授予奖章。妈妈的行为和人生价值观一直深刻地影响着雨萌。后来当她结婚成家，和家人创办的企业成为全国500强时，他们想到做一个111工程：既建立1所大学，10所中学，100所小学。可惜后来人世多变，这个理想一直留存在心里。
这中间雨萌虽然断断续续资助过一些人，但都是即兴而做，没有计划，也没有追踪。2002年她到墨尔本完成MBA课程后，机缘巧合成为《大洋时报》股东，后来又加盟澳星国际传媒集团。因为这十几年都是呆在传媒业，耳濡目染地看到澳洲人把慈善已经作为日常生活的一个内容，尤其采访了一些大公司的CEO，他们每年为了给流浪汉筹款，宁愿在最寒冷的冬天露宿在公园的地上，去体验无家可归的感觉，很多细节深深地打动着她，于是在她写的《热爱澳大利亚的99个细节》一书中有多篇文章是关于澳洲的慈善这方面的描述。她说：“假如上帝给了我们一些能力，这种能力不是用来自夸，用来荣耀自己，而应该是帮助他人。”
后来雨萌在微信上转发了崔永元的文章并写了自己的感想，希望澳洲的华人也组织起来做一些类似的活动。微信发出去得到很多人的响应，尤其是丁小琦大姐直截了当地说：“我可以负责两个校长的接待，包到澳洲来回的机票和在澳洲的吃住。”
2013年5月，雨萌采访到了聂陶锦，这时她又提到建立基金会的想法，希望把这种慈善以组织的形式固定化，规范化，经常化。聂大哥也很激动，觉得这么多年一直是自己一个人单一地做慈善，是应该组织更多人一起参与。而给《BQ澳洲》开教育专栏的陈焱看到后也积极参与进来，并提出应该通过让移民第二代去中国支教，让他们更多地体会生活，更多地奉献爱心。大家就陆陆续续开始筹划准备。通过大家宣传，又有很多相知的朋友报名参加：比如辅城置地董事长陈寅，企业家兼作家张新奇和莫竹芩夫妇，维州审计局的高级经理王飞珊，原中国联通高管王永福，安盈换汇老板郑璇，会计刘俊，IT专家曹广昕，记者宋一诺，MP志愿者组织等等。
2013年11月29日，筹备基金会成立的第一次会议终于正式召开了，大家各抒己见，并开始分工负责，招兵买马。讨论章程、制度、方向，准备日程、表格、注册、网站种种，尽管是圣诞节和新年，大家也都挤出时间积极参与。太多的事情是陌生的，没有人有基金会的经验，很多事情都需要大量咨询，查阅资料。比如莫竹韦带着三个孩子筹备章程，她查阅各种资料，一写就写到半夜，用了一个星期时间，在马上回国搬家之前，硬是把组织结构、章程的第一稿赶了出来，之后大家讨论，别的不说，光是结构就修改了3次，并对章程进行了4次大修改。最后一稿，王飞珊用了5个小时整理完成了最终的中英版本，然后送交澳洲政府注册。1月8日，基金会正式通过澳洲政府的注册等各项工作。1月24日，会长聂陶锦亲自在极大的雾霾天气，赶赴江西修水县，考察基金会需要资助的孩子的家庭和各个细节。
本来大部分基金会都是拿捐助款的3–10%作为日常管理费用，但他们决定基金会日常管理费用则是全部靠会员费和指定捐款，绝不占用捐助者的钱。以保证每一份捐款100%用于被捐助者身上，做出这样的决定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但5名筹委会成员一致同意。
之后大家又多次开会讨论，复活节也都没有休息。每一个细节考虑周全都是为了保证基金会向良性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今天，雨萌说她仍然是怀着惴惴不安之心，原因只有一个：保证基金会的纯洁性。只有这样未来才能让慈善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
副会长王飞珊：
财务制度化，认真把关，专款专用
飞珊，她来澳洲20多年，1996年拿到RMIT的博士学位，在维州市以及州政府从事多年的政策规划，参与过大型项目的评估，目前在维多利亚审计局工作。因为她的为人和身份，基金会一致推荐她和会计刘俊一起负责财会部。有关安排财会制度的建立，各个部门的预算，账户的管理，捐款的落实和公示，都将由她把关。在整个筹备过程，她非常认真仔细地对待每一个细节，周全地体贴到方方面面，让人非常感动。
谈起为什么愿意义务奉献参与基金会工作，她告诉我们：“偶尔的一次回国途中，我碰到了一位残疾的孩子, 在街上乞讨，用冻得通红的双手不停地感谢身边那些帮助她的人。孩子的眼神和那冻得通红的双手，都让我久久不能忘记。我自己有一对儿女，我那时就有一种愿望——希望能为这样的孩子们做点事。之后，我一直和朋友同学讨论，因为他们都过着非常好的生活。他们的意见让我意识到，在中国这样飞速发展的大环境下还有很多这样的弱势的群体需要得到关注与关怀，然而人们对慈善机构又有着信任危机。”
在中国，随着慈善机构的增多，许多违背初衷的事件也随之产生。例如，筹集款去向不明，捐款并未送达贫困群体手中。很多人就不愿意加入做慈善，害怕上当受骗……
“所以，我认为在我们做慈善之前，首先要建立一套完整的，互相制约的机制，明确负责项目人员的责任和义务，然后再对筹集款的使用进行透明化，做到将捐助款发放给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手中。我希望通过我多年专业工作积累项目管理的经验，让我们的基金会工作落实到实处。”
她参加基金会还有一个愿望，就是让更多的人一起参与。“我认为，很多人是愿意付出爱心的，只是缺乏一种有效的渠道。如果我们通过基金会，能将大家召集起来一起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是非常有意义的一种善举。其实，在一个人向他人给予时，我们会更幸福。”所以做慈善不仅可以帮助到弱势群体，还能促进社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副会长陈寅：
公平是一切的前提，没有公平，基金会的运作就无从谈起
他，曾经在1980年以全系入学第一名的成绩成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他也是1985年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的一位英雄，在离敌人前线只有50多米处被炸伤了双腿；他，还曾经是1990年中国第一家麦当劳的经理，并连续开设了7家麦当劳，领导上千名员工；他在不断创造第一的路途中，如今又成为出口澳洲和牛到中国的第一人；就在他认为人生就是体验的过程中，他更认为家庭最重要，他更希望自己是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爸爸，他经常亲自接送女儿上下学，还鼓励女儿14岁去打工，大学休学一年周游世界，背着背包去泰国、老挝、柬埔寨的深山老林；他，还是辅诚置地的董事长。当然，今天的角色则是澳大利亚中国教育基金会的副会长，负责IT部门。
陈寅以前也曾经帮助过贫困儿童，他说：“其实初心很简单，就是想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或者说这是人性善良的一面吧，我希望通过帮助别人而得到自己精神上的满足，体现自己的社会价值。我记得十几年前在深圳工作的时候，偶然看到一个因为贫困而辍学的孩子，他当时失望的眼神，我到现在仍然记忆犹新，那时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帮助那些贫困的孩子，能帮多少帮多少，贫困不应该成为他们受教育的阻碍，那样不公平。我觉得受教育程度是与整个民族的前途利害紧密相关的，少年强则国强。而就中国目前的状况来说，教育方面仍有很大欠缺。读书算是给那些孩子们多一条出路吧。不过，那时的捐助只限于少数贫困的孩子，而我真正希望做到的是成立一个系统的、有组织的慈善组织，也许这就是我当初响应澳大利亚中国教育基金会号召的初心吧。”“我希望基金会能成为一个平台，也更能确保资助款顺利到达需要的人手中。因为，之前做慈善，感觉就像散沙一样，没有系统性，毕竟独木难成林。而基金会却可以让慈善活动变得更加系统化，让大家的善心和善举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记者询问他对基金会发展前景有什么看法时，他诚恳地说了四个字：任重道远。基金会成立后，需要系统、持续地把慈善当作一项事业来做，并接受公众的监督。这实际包含着很多繁琐的工作，事无巨细，每一项都要做到严谨，不能出半点纰漏。而且基金会是一个纯义务的工作，因此能否坚持下去并发扬光大，都要靠大家的共同努力。“我很敬佩聂陶锦会长，他从事慈善几十年的毅力打动了我，这为我们这个基金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拥有一个坚定、公正、有效的领导层对基金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许多时候，看似容易，一做起来就面对各种问题，比如基金会网站的注册，从网站名称到域名注册，想好的域名被其他人抢先注册了，这些看似是小事，但每一项都有可能影响基金会的发展。“现在筹委会是5名成员，大家一致认为公平最重要，因为公平是一切的前提，没有公平，基金会的运作就无从谈起。没有公正公平的操作规程，基金会就没有公信力，也就挡不住别人的质疑；流言止于智者，是非自有公论；同时，那些质疑的声音时刻敲打着我们，那就是‘小心再小心’，防患于未然嘛，我们本来就应该谨慎处理大家的善款，让它真正发挥作用才对得起捐助人。”
副会长王永福：
保证捐款透明化，保证捐款100%送到受捐人手中
永福大哥憨态可掬，一看就是实在人。他也是军人出身，后来在中国联通担任管理工作。来到澳洲后生活的非常惬意，家门口就有湖，对面就是高尔夫球场，孩子上大学了，他们夫妇俩儿竟然跑到南极旅游。不过如今衣食无忧的他没有忘记自己小时候生活在贫困农村的感受，他总是想回到农村，为农村孩子当一当老师，把自己知识告诉孩子，把自己所得到的再回报给社会。
当谈到自己负责“中国事务组”后，他说：“因为执行的地方在中国，责任和压力都很大，基金会做的好与不好首先是从中国事务组做的好坏体现出来。首先，一定要找到需要受助的对象，这就需要当地的人员，一家一家走访，比如“江西修水”项目就需要在134个初步推荐出来的贫困孩子中，认真调查确认。农村的孩子住的比较偏远和分散，走访人员可能还有面对争抢等争执的问题，比如入选10名，那么第11名就一定比第10名富裕多少吗？很难界定，另外澳洲这一方很多人可能都想更多地知道孩子的细节，比如希望把孩子的情况公布到网上，那就有可能会伤害到孩子的自尊心，这样我们就只能把基础情况公布，大量的细节工作则在网下去做。比如，你家有个7岁男孩儿，可能你想资助一个女孩儿，或者更大的男孩子，这些非常具体的要求都需要我们一个个安排、联系、解释，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弄不好，一件好事儿会办坏。
然后还有捐款如何落实？比如我们发放捐款的时候需要三个人在场签字，那就需要我们选择义工，请义工调查监督家长保证这钱用在孩子学习上，这就需要不断回访。另外捐助人和被捐助人之间怎么联系？比如农村还没有电脑，不能上email，恐怕还只能用信件这样原始的沟通方式，我们希望这些孩子除了能得到金钱的资助之外，还得到精神上的鼓励，比如过生日，邮寄个贺卡、礼物啊什么的，还有建立一对一之后双方是否需要更深入的接触？这个过程中是不是可能出现一些问题？这些细致的工作可能都需要我们周密的考虑并事先安排好。
我们只有做好了才能使受助方真正得到益处，并获得捐助方的信任。让捐助的资金透明化，比如各项费用都将在网站上公布，每年还会有审计财报等等，只有努力遵循这些宗旨，才能让人信服，获得公众的支持。”
另外7月初，由澳洲著名萨克斯演奏者杨谊老师组织的8个学生将作为第一批支教人员去江西修水和当地孩子同吃同住，并给当地孩子上音乐课，基金会还会给每个孩子赠送一只口琴。王永福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兴奋，他立刻说：“我愿意全程陪同这些孩子吃住在农村，这真有点儿像‘爸爸去哪儿’的爸爸，其实，基金会就是要这种发自内心淳朴的爱，不论是父爱还是母爱。”
回到基金会的口号：“教育从爱开始”。
副会长莫竹芩：
众人拾柴火焰高，图书馆项目是我此生的一个愿望
莫竹芩的父亲是中国一个著名的作家，而她的老公张新奇也是作家，在图书出版界名气也不小，从事了30多年的编辑工作。她自己不但是多年的编辑，而且是三级翻译。如今一家人都加入澳大利亚籍，如今定居昆士兰的黄金海岸，拥有一间物业管理公司。
2014年3月27日，基金会收到了一笔一万元的基金，并收到莫竹芩亲自给基金会的一封信：
“澳大利亚中国教育基金会的同仁们：
我谨代表聂陶锦、刘新荣夫妇和张新奇、我夫妇二人，向基金会提出我们此次的捐款意向。
本次捐款，两个家庭各5千澳元，共计1万澳元（约合5.8-6万元人民币），希望能够援助贫困地区学校建设图书馆，为全面提高教师和学生的素质，改善贫困地区儿童的精神面貌尽微薄之力。
具体到即将竣工的江西省修水县锦荣第六小学，我们愿为该小学提供比较全面的图书馆装备，即为那里的师生配备价值约12万元人民币的涵盖了历史、文化、语言、科技、社会、心理、基础教育等各方面的书籍。经过精心筛选，我们能够做到仅花约2万元人民币就能装备好这样一个图书馆。
我们希望以锦荣第六小学为试点，创建一个成功的捐书模式，并逐步扩展到修水县的其他学校以至其他地区的学校。照此推算，这笔捐款应该一共能帮助3个学校装备图书馆。那么，在成功捐助锦荣第六小学以后，我们还希望捐助修水县的另外两个学校。请基金会帮助我们寻找迫切需要图书的学校，尽早为这笔捐款找到家，尽早为渴求知识的孩子们开启知识宝库的大门。
同时，也愿我们的这笔捐款成为基金会的第一把柴火。一人拾柴火不燃，众人拾柴火焰高。愿大家共同努力，把造福后代、造福中国社会的事业持续地做下去。”
基金会同仁深受感动，早在基金会筹备期间，小莫就倾情投入，马上要搬家到昆士兰，还有三个幼小的孩子，但她硬是在夜里查找资料，认真研究澳洲对慈善机构的规范制度，其他各慈善组织的模式，起草了基金会章程的初稿，之后又草拟了捐助人和被捐助人的制度等，那么基金会收到这笔款项后决定启动定向捐款中的“图书馆”项目，并增选莫竹芩为副会长，专门负责未来各个小学图书馆的建立，选书等各项事宜。